1.丰富道德教育的方式

我国的道德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公开的理论灌输和说服教育，无论是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教学的大纲和形式，几乎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政治色彩浓厚。而北欧各国虽然也重视课堂教育形式，但更多的是渗透的方式，注重社会习惯风尚的建设和道德实践的熏陶。文化是道德的载体，道德教育决不能局限于校园，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实现校园文化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为此也必须优化社会环境，加强道德教育的实践性，而不只是停留在课堂教育的基础上。在学校的道德教育中，一方面重视通过各种正式的科目的教学为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发展提供广泛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学校精神环境的建设，为所传授的道德价值观提供强化和应用的机会。这才是符合道德发展的规律的。

2.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和北欧福利国家相比起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在初期阶段，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想要建立像北欧国家一样普遍性的福利保障体系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福利国家包括有大量的国家控制和通过公共部门实施财富再分配的成分，通过调节所得税和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行之有效的。我们要制定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合理的保障水平，适当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北欧各国的教育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是和国家的财政支持息息相关的。一个国家在教育上的花费和投资，总体来说反映了该国给予年轻一代多少投资和准备了多少合格的劳动力和人口，反映了该国对于各级各类教育的价值判断和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要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这也是对公民高素质的教育的要求，更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3.充分发挥大众媒介和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北欧国家的媒介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形成的媒介舆论对防止社会不良现象起着重要作用。北欧各国对媒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主要是国家媒介政策影响着地方的媒介政策，国家广播电视以及各大报纸行业对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芬兰广播电视公司YEL把节目分成两类：适合16岁以下观看的与不适合的，后者必须在晚上9点以后播出，并且必须在报纸的电视节目表以及电视节目指南中用‘F’标注。”[3]对于不适合儿童观看的节目，节目预告中也必须指出。作为一个国家公众广播电视台。它有一系列明确规定，这些都在无形中影响着道德观念的形成和确定。我国对大众媒介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自由，虽然我们也有类似的相关规定，但是往往形同虚设，加上现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接触网络的年龄普遍提前，我国可以充分地利用大众媒介的手段，无形的进行道德教育。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需要主流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在挪威，一个人利用其职务去帮助亲人和朋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中国，不去帮助亲人或朋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道德不仅仅是教育出来的，也是信仰出来的，是示范出来的，如果主流社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那么整个社会必然没有道德。高度的社会认同感也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