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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鸡娃和爬藤，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听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怎么说
2021/05/14/周五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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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于早期的留学家庭来说，当下的学生和家长在留学目标上愈发趋于理性。尽管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仍抱有爬藤的梦想，但选择一所适合自己的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还有许多家长义无反顾地走在鸡娃的道路上，不过随着孩子和家长的不断成长，我们开始不断思考：爬藤和名校究竟意味着什么？选择一所适合孩子的学校就是佛系升学了吗？教育不应该走向天秤的两极，我们不能忽视还有许多寻求平衡的家庭。今天，我们就来借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谈话来说一说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要对一个人进行评价，需要真正地去了解很多具体的个人信息，但这些信息在单一的语境下往往是很缺乏的。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知道某个人毕业于哪所大学，特别是本科大学，似乎就获得了对这个人智商或者能力的一种评估。
在美国，当我们得知某个人去了某所大学，对于判断这个人的能力和智商而言，信息量却是极其有限的。中国社会中，学校招牌所包含的信息量，主要是由极端的考试分层造成的。对学生的选择机制导致了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学生，进入到不同水平的学校中，而且这种教育分层发生得很早。如此一来，那些好学校，不仅仅拥有好的物质条件和师资，更能拥有好的生源。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相比美国学校的状况，中国学校内部的差异性低而同质性高，也就是说，智力和能力相当的学生在一起，而背景不同的学生不太容易进入同一所学校。所以，中国顶尖大学的学生相对来讲比较优秀，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校对生源的选择比较好，而不是学生们在这里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因此，即便这些顶尖学校的教育水平跟其他普通学校相比，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这样的选择机制也能使他们的毕业生相比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或面临其他机会时更具优势。从个人能力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一个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智力，更重要的是非智力因素，比如自信、善于沟通、能够坚持、诚实守信等等。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讲，在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中，个人满足感是第一位的。在周边人都很好的情况下，虽然你事实上也很好，但你很可能感受不到，也无法获得满足感。相反在一个相对较差的环境里，你身边人都没有那么好，当你显得更好一些时，就会获得很好的满足感。这也就是所谓的“big fish in small pound（大鱼在小鱼塘里）”。我们在研究人口中的异质性问题时，一定是有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两种情况。组间差距大，就显示出组内差距小，这样造成严重的群体分层，在组间比较时就会有很大的信息量。这也是中国的商标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会有商标社会？因为我们对他人，特别是陌生人，是无法获知其个人具体情况的，所以就会经常根据他外在的显性特征，也就是其所在组的属性来对其进行判断，比如看看他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或戴什么牌子的表。说回到大学，因为其内部的同质性很强，并且大学按照能力的不同对学生进行了分类，所以由此也会造成很多社会性问题。其中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所谓高智商的人不知道一般人、普通百姓是怎么想的，住在高档小区的有钱人不知道平民是怎么想的。所以在美国，经常讲要打破这种分隔或者割裂，比如说要做到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平等就要打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中国社会的分隔也很严重，而目前大学、中学、小学的做法，即通过智商和家庭背景进行隔离性分层，这对社会是有害的。特别是很多中国顶尖高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没有对社会中一般老百姓的了解，即便得到很好的工作、很高的工资，他们有可能还是觉得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身边同学找到的工作更好。但他们不知道一般学校毕业生的收入和工作是怎样的水平和情况。所以，学校之间的分类，给出的信息量太大。实际上，在一个相对不太成熟的社会，情况反而会好一些。比如中国1977和1978届的大学生，因为当时的高考制度还不完善，所以这种分层现象还不是那么明显。在美国，因为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性州立大学，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德州大学等，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一流的学生都不会选择去哈佛或耶鲁等顶尖大学。哈佛大学有一位助理教授，在她所研究的领域有望成为终身教授，在这位教授考大学的时候，她被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同时录取，但她放弃了普林斯顿大学，选择留在密歇根大学。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并不罕见，其结果是，也许地方院校总的来讲不如那些明星学校，但它里面最好的学生，跟明星学校最好的学生也不会相差太多。当然，美国的不同院校也有很多差异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的同质性还是比较强的，教学任务比较单一，课程设置也相差不大。
然而随着个人的成长，越是到受教育后期，其区分度越大，因此表现出的个人差距也会越大。到了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其所接受的教育就更加具体和个人化。总体而言，这种区分度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而加大，大学超过中学、中学超过小学。不过有趣的是，像中国这种人人都想上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的情况在美国的确是没有的，真的并非每个人都想去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因为美国真的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高等教育市场。其实，美国的教育更加具体和个人化，筛选人才的方式也更加没有硬性标准。中国用标准化的高考来选拔人才，而美国大学则认为独立思考与创新至关重要，是否答对了唯一正确答案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康奈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研究所主任李善军就曾指出“美国SAT相当于中国高中毕业统考，难度不高，考满分的大有人在，被名校拒绝者也不乏其人”。
美国大学在整体评估录取中，除了分数，还要看整体素质，包括智商和情商，后者体现在领导力、热心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等方面。“考得好只表明能做好题目。考试能力不代表思考能力。”李善军说，科学的重大进展往往需要独辟蹊径。独立见解和创新思维至关重要。“与美国同伴相比，我们学校中国来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独立精神弱。比如，把工作交给中国学生，他们通常按照布置、按部就班完成。美国学生则会主动延伸出其他想法，甚至质疑老师交代的做法的合理性。”李善军认为，这与美国学校更多地采用研究、探讨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开放式思维和逆向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个性和创造性不无关系。“美国课堂注重讨论，鼓励学生自由提问、深入分析、批判性地思考和吸收他人观点。”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指出，提问或者质疑能带来深入思考。学生在课堂中说出自己的想法、倾听别人的意见，通过头脑风暴，可以极大地开阔每个人的视野。美国学生从小到大都在培养发问及与老师、同学沟通交流的能力。美国班级人数少、老师水平高，许多质量好的高中数学老师都是博士毕业，有教大学的能力，能更多地兼顾每个学生。美国这种讨论式教学的背后是教育理念的支撑：一是学生与老师一样拥有同等的提问与质疑的权利；二是教授不是学生汲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学生应尽可能多地与同学交流并互相学习。“许多媒体称，‘中国学生数学比美国学生好’，这是一种误读。”丘成桐表示，“一些中国学生数学好，其实大都是考试好，从早到晚训练考试，考试技巧好，但对学问本身的兴趣并没有那么浓厚，而探索未知的动力最终还是靠兴趣。做学问就要凭兴趣做，要为学问而做学问。”李善军对此也有同感：“美国学校的质量差距大，有些两极分化，数学平均水平低。中国学生的基础教育扎实，数学平均水平较高，但“尖子生”的水平比不上美国“尖子生”。美国有专门培养尖子生的制度，让天才有地方学习和发挥。我同事的孩子今年9岁，已经在上高中课程。”“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表面上看是‘兜底’，不是‘拔尖’，但对天才学生，公立学校也设置了‘杰出高中’，其实是‘兜底’与‘拔尖’并存的双轨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健康系副教授、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总监唐德良介绍。美国的“杰出高中”设在郡县，每年每个镇有一二名尖子生考上。比如，同一门数学课分5个等级，第一级也就二三个学生，学会了就往上走；第二级五六个学生，第三级10个学生……奥林匹克竞赛选手就从这里选出来。这些公立高中得到的捐助多，有些生物实验室的仪器比哥大的还好。唐德良说，私立高中也是既“拔尖”又“兜底”，学校认为有责任将天才生选拔上来。美国大学也有“星探”，盯上“杰出高中”等学校的一流毕业生，招生时会单独面试，奖学金上也会给予格外优待。对于美国学校选拔顶尖人才的诸多方法，唐德良举了一个例子。哥大夏季每周六举办暑期班，有一次一位化学诺奖得主讲课吸引了二三百人来听。他出于好奇就进去听听。教授讲的是量子化学，这对数学水平要求很高。他听得一头雾水，课后问教授，学生能听得懂吗，教授直言，应该听不懂。“那为什么还讲？”“只要这二三百人中有10人交作业，有1人能弄懂就行了。”教授解释，“如果每年能找到二三名这样的高中生，盯着、吸引他们到哥大读书，将来就可能培养成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学从教育的每个细节都在培养精英人才。美国大学吸引人才，也塑造人才，注重个体差异，全面发展。美国孩子不一定上名校，而是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学校，这一点也是中国家长和孩子需要思考的地方。
